雅博体育app-理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处理和惩罚民族与国家关系模式研究

本文摘要:关于作者:沈桂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作者:沈桂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偏向: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科研成果:公布《民族政策与中国边疆宁静》、《中国特色民族与宗教政策创新研究》等80余项科研成果。

2015年至2018年担任“马工程”重大项目“宗教问题若干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执行专家,形成了“正确认识和掌握宗教是一种文化理论”、“坚持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底线原则”等多份报告。许多咨询投诉是由中央指南指导的。摘要: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通过将语言、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建设国家的任务。

公民权利保护政策、多元文化政策、民族融合和基于民族因素的区域自治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应对和惩罚民族多样性与民族融合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探索的主要模式。少数民族公民权利的承认和覆盖是少数民族认同自己国家、增强对国家归属感的基本条件。如果多元文化政策仅仅停留在承认、尊重和涵盖文化差异,而没有同时促进文化间、文化间和社会间的交流和融合,这种多元文化政策不足以维护国家统一。

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民族融合模式通过各种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合作,增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和相互承认,并成功地加强了民族认同。在基于民族因素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如果国家整合区域联动增长的能力较弱,往往会导致自治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联动增长脱节,容易导致分散的倾向。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公民给予政策支持,提高个人实现公民身份的能力,努力减少民族边界与社会阶级边界的重叠,打破民族认同的固化可能为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成长留下组织空间,防止民族认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发动社会的工具,帮助构建中华民族的合作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关键词:民族多样性;保障个人公民身份;多元文化政策;民族融合;民族区域自治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民族地区中小学中国民族合作体意识构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MJZXHZ19008)。

当今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体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定居点迁出,在其他地区形成新的族群(移民)效应。世界各国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整合民族多样性、构建社会成员追随的公共秩序、维护政治合作统一的任务。多年来,中外学者总结出了“公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多元文化政策”、“民族大熔炉”、“民族拼盘”、基于民族因素的区域自治等几种基本模式。

涉及的相关课题有:土著人、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公民个人权利保护与民族公民建设,群体文化诉求与民族公共文化建设,基于传统聚落的自治与民族因素的关系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惩罚民族多样性和民族融合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政策模式。在国际法层面,“少数民族”的观点主要是指“族裔或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或土著人。

根据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民平等观,保证公民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然就保证了民族之间的平等
因此,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国内民族众多,但国家宪法制度只强调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既没有持有民族(民族)认同,也没有基于不同民族身份的平等执法划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民族“民权保护”原则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和惩罚民族关系的基本模式。

《团结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条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条约》等国际人权条约明确而详细地论述了少数民族公民与多数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受自身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少数民族公民往往会遇到主流社会的无形歧视,他们在实现个人公民权利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因此,如何保障这一群体实现执法界定的公民身份,成为各国政策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英国是第一个探索通过立法保护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二战后,大量移民进入英国,逐渐形成移民群体。仅在2011年,英国社会的移民数量就占当年新增人口的55%。

为了解决保护移民权利的问题,英国早在1965年就通过了第一部《种族关系法》《种族关系法》,随后在1968年、1976年和2000年三次修订,逐步用保护移民的“公民待遇”覆盖所有公共政治领域。2006年,联合王国通过了《平等法案》《平等法》,进一步将少数民族公民权利的保护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立法涵盖了少数民族公民平等等待的做法,这对加强英国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多国家和地区借鉴了英国保护少数民族公民权的模式,如欧洲的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等,对少数民族公民权的保护体现在各种特别法中。其他地区,新西兰颁布的《种族关系法》,澳大利亚颁布的《反种族歧视法》,加拿大颁布的《人权法》等。旨在确保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一律平等。

即使是东欧、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废除了民族认同政策,逐渐从保障民族平等的政策过渡到保障公民个人平等的政策。例如,1993年,俄罗斯宪法宣布人权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1994年,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使用了“公民国家”的概念,从1996年起俄罗斯发放新的公民身份证,取消了从1934年起设置的“民族身分”一栏,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不再基于族群(民族)身分的差别出台族群(民族)政策,来保障族群(民族)平等,这就完成了从苏联强调保障民族平等向保障公民平等的转变。时至今日,依法掩护各族群公民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处置惩罚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基本政策模式。

从各国实践看,少数族群公民权的认可和掩护是少数族群对所属国家发生认同、增强国家归属感的基本条件。作为国家公民,少数族群通过到场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遵循宪政框架维护公民权利,国家认同体现为公民身份认同、公民权利义务认同和对国家忠诚的情感认同。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可以看成是化解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张力的第二种模式,即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寻求少数族群对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认同,从而到达维护国家整体统一的目的。

(一)对少数族群文化权利的国际认可冷战后,世界各国对少数族群文化权利掩护的认识和行动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团结国1992年通过《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2007年通过《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以及其他重要的宣言和条约,例如《生物多样性条约》《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掩护和促进文化体现形式多样性条约》等,明确肯定了保障和生长少数族群文化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内,应允许或者勉励各文化群体在文化领域自主传承和生长多元文化,在社会领域允许差别文化部落共生共存,大家各自体现和生长。进入20世纪80年月以后,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理念逐渐受到许多国家的追捧。

(二)多元文化政策的内在从20世纪60年月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出台政策,把尊重和包容差别语言、宗教和文化认同作为政策目的,这些政策在总体上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由于各国详细国情差别,多元文化政策的详细实践也差别。人们通常用“大熔炉”来归纳综合美国多元文化模式,即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差别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把欧洲模式视作“文化马赛克”或者“大拼盘”模式,即差别文化宁静共处,保留特色,组成一个“文化沙拉碗”;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具有公民文化整合特色。这些多元文化政策的一个配合点是,大多数的西方多元主义思想家都赞成在“政治一体”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元”的自主生长。

(三)多元文化政策实践在欧洲各国,多元文化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府对少数族群文化接纳自治,或者半官方扶持政策。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族群差异与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无关。

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伦纳正式提出“民族文化自治”论,认为族群主要是基于配合语言和文化的小我私家“团结会”,应该与国家、政治与政权等观点分散开来。欧洲许多国家宣称的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就是这种基于尊重个体言论自由的对公民个体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表达自由的尊重和包容。1966年,英国开始认可移民文化的多样性,随后法、德等国也表达了对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包容和勉励。

1975年,瑞典正式宣布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到20世纪八九十年月,欧洲各国普遍勉励多元文化建设。如在瑞典,允许少数族群以文化社团的名义,向政府的文化部门申请传承传统文化的项目经费,并运用这些项目经费,开展传统语言、文化、习俗的宣传、教育、展示等运动,甚至可以建设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基于这种勉励和扶持,从20世纪60年月到21世纪初,经由半个世纪的生长,伊斯兰文化在欧洲大陆迅速扩张。

在英国,2011年约有271万穆斯林人口,穆斯林女生可在公立学校佩带不与校服颜色相冲突的头巾,政府批准穆斯林修建清真寺,伦敦险些每个街区都围绕清真寺形成穆斯林社区,英国国家生长局建设了穆斯林事情部,外交部也设立朝觐办公室,银行和金融体系开设了专门为穆斯林服务的伊斯兰金融部。军队中的穆斯林武士可保留短髯毛,军队为穆斯林官兵开设星期室和清真灶。英国有近400个穆斯林社团,这些社团经常就涉及穆斯林权益的相关立法展开院外运动。在多元文化政策下,英国不仅勉励移民保留各自的文化与宗教特性,也使移民社团特别是穆斯林社团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

英国的模式在欧洲其他国家相继泛起。停止2016年法国有570万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约8.8%,是穆斯林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其次是德国,约有500万人,占总人口6.1%。只管欧洲各国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政策较宽松,但多数穆斯林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却遭遇来自内外两方面的阻力。

一是主流社会排外势力对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排挤。二是穆斯林移民族群相对聚居于城乡接合部,主要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情况里,形成文化内闭,失业率高、收入低,处于社会底层,社会融入能力不足。

由于内外两方面原因,宗教成为这个族群在“新的家园”抱团取暖的载体,进一步阻断了这个群体对基督教社会的融入,从而导致这一族群对主流社会的融入严重不足。虽然穆斯林文化已经嵌入欧洲基督教社会文化中,可是这种嵌入,“并不是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组成部门,而是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破裂的、并行的‘平行社会’”。与此对应,近十几年来,涉及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的暴力恐怖事件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泛起。欧洲各国实施的包容性多元文化政策遭遇社会破裂的挑战。

在此配景下,英、法、德等国向导人先后宣布其多元文化政策失败。笔者认为,英、法、德三国在坚持公民个体平等前提下,接纳的多元文化政策实践,在掩护各族群文化奇特性的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个文化孤岛,进而生长成社会结构上的隐形族群区隔,以至于原是单一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社会,日益出现为“文化大拼盘”的景观。

这种“文化大拼盘”现象,是否可以通过时间,最终自发自觉形成一个“族群大熔炉”社会,现在尚不乐观。同时,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公民建设也存在矛盾心理,因配合文化和配合利益认同不足,移民族群对成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的身份认同还处在游离状态,具有不确定性。

与欧洲自由放任的多元文化政策差别,加拿大在20世纪80年月努力推动差别文化群体克服文化障碍,共建加拿大社会;从20世纪90年月开始努力推动“公民型”多元文化建设;迈入21世纪进一步推动“整合型多元文化建设”,努力打破各个文化团体之间的“区隔”,促进差别文化群体交流互动,推动文化共享。总体上看,这一政策造就了社会宽容精神,使得加拿大社会的族群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分”而不“裂”,“动”而不“乱”,“多”而不“散”的多维效应。

总结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实践,可以看出,多元文化政策如果只停留在认可、尊重和掩护文化差异性,而没有同步推进文化间、文化和社会交流融会,并在此基础上内生出社会共享价值观的话,这种多元文化政策不足以维系国家统一、社会和谐,也难以促进族群间的国民(公民)心理认同。国族一体化政策国族一体化是协调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张力的第三种模式,即寻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合一。从上文探讨中可以看出,多元文化注重保持各族群文化的独立性,阻挡政府扶持强势文化,各族群文化平等共处,多样共存。

国族一体化则完全差别,强调尊重族群文化差异,但注重社会共有文化建设;强调各族群文化相互学习、融会一体。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看,国族一体化既差别于同化,也差别于融合。有学者称之为“民族整合”或“国族整合”,它是对欧洲传统单一民族国家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否认。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举行的“国族”建设。

好比陈建樾评估了美国国族建构的历程,认为美国的国族建构就是建设美利坚公民配合体,但种族看法和种族偏见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美国生活中的事实,美利坚国族的整合还远未完成。韦平分析了2001年以来英国社会推出的“配合体凝聚”政策,认为这种凝聚政策主要是英国公民身份认同,但配合价值观认同还比力模糊。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族一体化政策起源于墨西哥,后逐渐被许多拉美国家所效仿,现在普遍获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借鉴。

但差别国家、差别地域对“国族一体化”有差别明白,美洲国家认为是政治上平等,欧洲国家认为是差别族群之间相互的文化认可。总体来看,各国的“国族一体化”整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语言相同是深化情感的载体,没有语言的统一,公民难以形成统一的相互认同感。

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都强挪用统一语言的方式,促进族群间文化融会一体。二是破解族群社会区隔,不仅用行政手段推动各族群混居杂居,而且在公立学校推动各族群融会式学习,在社会领域努力打破就业、社会公共生活的族群区隔。人们通常倾向于将美国协调族群文化多样性与国家建设张力的“大熔炉”模式,归到多元文化政策类型中,实际上,美国的族群政策与欧洲各国及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很大区别,政策重点在引导移民族群社会融入,具有强烈的“一体化”导向。

20世纪60年月美国政府提出“肯定性行动”,即对黑人、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厥后扩大到妇女)等弱势族群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予以照顾和扶持,并逐渐扩大到其他移民族群。这一政策实践对改变少数族群社会边缘职位,推动各族群、各阶级广泛到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全面融入美国社会具有努力作用。

在“肯定性行动”的推动下,美国的少数族群、移民族群在国家建设方面,保持了较高认同感和向心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境内所有的族群,都保持了较高的宪政认同。

岂论基督教文化群体还是伊斯兰教文化群体或其他文化群体,都认同并遵从美国宪政体系。二是所有族群都认同通过公民个体政治到场,实现公民的社会价值。

美国也有族群矛盾,但各族群的政治斗争是围绕美国宪法赋予的各项公民权展开的,致力于宪政在各族群成员的落实,目的是维护公民权,而非剖析现有政治价值和宪政体系,更不钻营破裂国家。三是在公共文化价值引领下,族群配合体逐渐去政治化,走向完全意义上的文化配合体。许多学者认为基督教是美国政治的文化底色,显然各族群认同这种文化底色,认同这种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文化引领。

在这种配合价值引领下,多元共存的“亚文化群体”在社会上可以自主生长。新加坡的“国族一体化”模式获得学者们普遍认同。

凭据《新加坡年鉴(2006)》,在新加坡约360多万住民中,华人占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欧亚各族后裔约占2.4%。新加坡国族一体化整合的主要方式是:第一,淡化族群意识,强化国家认同。

一方面保证各族群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不给任何族群以特殊职位和权力;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执法上并未明确地把新加坡国民划分为差别民族,而是统称为“新加坡人”。第二,鼎力大举培育“配合价值观”。

自从1988年吴作栋提出培育“国家意识”,1991年新加坡政府揭晓《配合价值观白皮书》以来,新加坡社会经常搞种种“运动”,夯实新加坡人的共有价值观,造就“新加坡人”认同。第三,用行政手段推动各族群混居杂居。20世纪60年月以来新加坡政府开始实行“居者有其屋”的组屋计划。现在约莫87%左右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

为了促进族群和谐,新加坡政府接纳抽签制方式,确保每一座组屋都有比例平衡的各族群住民,勉励各族群住民之间相互来往。第四,打破族群语言和教育等社会区隔。新加坡政府划定的官方语言有4种,即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另外另有10多种生活用语。

其中,英语为行政用语,并在宪法中明确划定马来语为其国语。新加坡在英国统治时期,划分建设了英文学校、华文学校、马来学校、印度学校四种类型。独立后政府将4种学校合并,推行“双语”教育,各族群学生除了学习和使用本族群的语言外,以英语为配合语言,通过推行配合的语言,来造就配合的情感。

在上述各项政策联动推动下,新加坡各族群开始履历磨合、碰撞、共存历程,在培育、生长共识和认同中良性互动,进而实现了在“配合价值观”引领下的多族群平等与尊重、圆融与和谐,最终构建起“一体多元”的新加坡认同。相对于多元文化政策,国族一体化模式也认可并尊重各族群多元文化,但国族一体化模式,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注重造就差别族群的国家共有价值认同,通过多种制度和政策的有效配合,增强差别文化间的相同与相互认同,推动社会和文化的整合。一体化模式还强调差别族群之间团结和气,并通过制度和政策历程来促进差别族群间相互靠近,交流互鉴,从而趋向合一。

就促进族群团结和气而言,一体化政策比多元文化政策更努力、更主动,在新加坡的案例中显示出努力的结果。基于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政策基于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是协调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张力的第四种政策模式。近现代以来,无论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还是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运动,都面临一个问题:一方面民族国家以传统的族群为基础建构,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族群都能成为民族国家的主角,纵然是以族群为基础打造的民族国家,也因族群界限与国家地理界限并非绝对吻合,一海内的主体族群往往成为另一海内的少数族群。

这些不属于“开国”族群的少数族群,或由于与族源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在地域、文化以及主观愿望方面存在独立开国的可能性,或因坚守族群文化而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隔膜,从而导致少数族群与本国的国家建构之间存在某种张力。为化解这种张力,许多国家接纳了基于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政策模式。各国针对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政策模式各具特色,大要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种种类型的联邦制,以俄罗斯联邦和印度联邦为主要代表。英国在履历多年的权力下放以后,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都享有广泛的自治权,有人甚至将其归入“准联邦”类型。

二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的区域自治。这一类型的自治广泛漫衍于世界各地,且出现出越来越多的态势,较典型的有:欧洲有芬兰的奥兰自治省、意大利的5个自治区、西班牙的族群自治区;亚洲有印度尼西亚的2个自治省、菲律宾的棉兰老自治省、伊拉克的库尔德省;美洲有加拿大的努纳乌特、美国的2个南北大西洋省、巴拿马的5个原住民区;非洲有埃塞俄比亚等。

三是种种类型的原住民保留地。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等国都有数量庞大的原住民保留地,这些保留地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广义上也可划入区域自治的领域。以某个少数族群传统聚居地为地域规模的区域自治政策模式,在处置惩罚区域自治与族群因素的关联方面有如下特点:一是族群身份附属于公民身份,不认可族群整体的政治权利,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主体民族”政治职位。绝大部门实施自治的国家都没有对族群群体权利做出划定,更多的是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

瑞士是多族群国家,有四种官方语言,按人口比例依次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但瑞士联邦并未根据语言分区设置联邦制结构,而是以区域为基础建设26个州。只管还可以辨认各州的语言属性,但各州不得建设针对本州的“特殊公民权”。

“瑞士公民无论来自何方,在每一个州都享有严格的平等候遇。瑞士也不存在针对特定族群的特殊制度摆设,而是在宪法上凸显‘公民身份’的优先性,强化公民平等及地方市镇、州和联邦条理上的政治到场。”“这是一个面向公民的高度政治化的联邦,‘联邦公民’的身份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只管各州保有中央的自治权力并为本州公民的政治到场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丹麦对格陵兰岛实施的自治也具有这种特色,自治行为主体被界说为格陵兰所有住民,而不思量他们属于哪个族群,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住民对“格陵兰人”这种区域性身份的认同,从而降低或淡化对自己原所属族群身份的认同。

类似的情形在芬兰政府对奥兰群岛的自治制度摆设方面也有体现。奥兰群岛95%住民的母语是瑞典语,从1921年起开始实行自治,行使自治权利的焦点机构是奥兰群岛议会。凭据1993年奥兰群岛自治法的划定,成为议员的资格是拥有奥兰群岛的居住权,与族群身份、使用何种语言无关。二是族群界限日益模糊化。

只管区域自治地方多为某个族群传统聚居地,但自治区内族群界限不甚清晰。好比在埃塞俄比亚,族群身分庞大,国家实施族群(民族)的区域自治制度,只管各州行政辖区划分思量族群和语言因素,但联邦没有清晰的族群政策,在自治地域如何实现族群自治,立法实践也不清晰。纵然是在那些区域自治实践历史较长的地域,族群因素亦越来越难以辨析。好比,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域,历经半个世纪的自治实践,2006年的观察显示,“在所有16岁以上的巴斯克住民中,有30.1%会说流利的巴斯克语,尚有51.5%的人基础不会说巴斯克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说清自己的族群”。

世界上大多数区域的自治模式,实施自治的主体是自治区域规模内全体住民。只管多数自治区域都是某一族群聚居地域,或以某一少数族群传统聚居区为地域规模,但自治主体不是这个聚居地的多数族群,而是区域内全体住民,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不思量族群因素。

这种模式与族群因素的关联是基于区域内某一族群人口相对多数,自治政府在治理当地区内部事务历程中,全面渗透了多数族群住民的价值和利益诉求。实施区域自治的地域大多拥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权力,这些权力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宗教事务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基于族群因素而实施区域自治的地方,如果国家整合区域联动生长的能力弱,往往导致自治地方与本国其他地域经济社会联动生长的脱节,容易滋生分散倾向。既有试图挣脱其他地域“负担”分散出去的富足的自治地方,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印度尼西亚的亚奇;也有被现代社会“扬弃”的传统聚居地,好比美国约300处地处偏远地方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像是美国社会的“飞地”。印度部落地域的自治,多属印度经济最落伍的地域;马来西亚土著少数族群聚居的自治区,一定水平上还处于前现代社会生长阶段。由于自治,国家对这些地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造成这些地域与外部经济社会文化交流融会水平低,甚至泛起某种脱节,这通常是自治衍生出的毛病。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把诸如语言、文化、宗教等因素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建设任务。公民权保障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国族一体化、基于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探索的处置惩罚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张力的几种主要模式。

种种模式或共用于一国,或在各国各有偏重,相互交流互鉴。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整合族群多样性,建设国家一体化的做法和成效,有三点值得借鉴。第一,公民权益保障笼罩族群权益保障,特点是忽略社会成员族群身份的差异,给予他们同样的公民待遇,即“平等”与“不歧视”原则。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举行执法和政策层面的“民族识别”,各族群配合体,包罗美国的土著、欧洲各国的移民族群、加拿大的法语少数民族、俄罗斯的各民族,都没有举行民族身份的执法认定。纵然是那些基于族群因素实行区域自治的国家,也没有在执法上举行民族识别。第二,认可少数族群公民因文化差异而与多数族群公民在实现公民权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这种不足,对处于弱势职位的少数族群公民给予政策扶持,目的是提高公民个体实现公民权的能力。

努力减小族群界限与社会阶级分界的重叠,打破族群身份固化可能为族群主义势力的生长留下组织空间,制止族群身份成为种种政治气力举行社会发动的工具。第三,世界各国普遍将民族或族群因素“文化化”。

在世界各国差别类型的政策模式中,族群被视为两种差别性质的实体:一种是政治实体,即族群具有与地域、语言、文化、经济以及立法与司法权力相联系的特定政治权利,社会的族群关系优先体现为政治关系;另一种是文化实体,即族群拥有在语言与文化上保持特殊性的文化权利,族群关系体现为差别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显然,族群既有文化性也有政治性,尤其是因族群因素导致的社会结构性差异以及社会隐形种族歧视,都显示这种政治性。与此对应,国家公共政策在引导“族群”走向“政治化”或走向“文化化”方面,对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差别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公民权保障是解决因族群因素导致的社会结构性差异以及社会隐形种族歧视的方案,也是化解族群政治性酿成政治工具化隐患的优势选择。因此许多国家在确定族群个体公民权利保障的同时,努力通过多元文化政策将族群整体“文化化”,也就是将国家内部的族群问题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的文化整合问题,将少数族群的群体认同限制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掩护和传承规模内。泉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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